当地时间11月1日，欧盟贸易与经济安全专员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一项消息：中国确认，针对美国实施的稀土出口豁免决定，将同样适用于欧盟国家。外界一度认为，这意味着中方在关键资源供应问题上对欧洲也释放了善意。
但若将这起事件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中，会发现这份“通知”并非对等式回应，而更像是一种由中美接触引发的策略外溢。近期中美官员在经贸、科技议题上进行一系列直接对话，双方出现阶段性缓和。中方宣布对美部分稀土品类推迟管制，正是这场对话的一部分成果。
欧盟虽未参与中美博弈，但受波及最深。在美国获得临时缓冲的同时，欧洲多国企业担忧自己被“遗忘在政策之外”。欧方为此与中方保持连续沟通，试图争取同等待遇。
中方的回应可谓及时，但其中的措辞极为克制：“继续合作”、“改进政策实施”、“适用推迟决定”等表述，透露出明确意图——这不是一次政策调整，而是策略选择；不是全盘放行，而是有限松绑。
换句话说，欧洲人确实等到了一个积极信号，但这只是中美互动中的副产品，而非中欧关系的根本突破。
中方保留“逐案审批”权力
中国对欧豁免稀土出口的方式，并非一次性开放或自动适用，而是维持了核心的审批机制。
早在此前，中方已实施更加严格的稀土出口规定，涉及多个关键金属的“组分管控”与“出口用途审查”。欧洲多家企业——尤其是依赖高性能磁体的风电、汽车、光学设备制造商——一度面临原料紧张的现实威胁。
此次中方虽明确“推迟执行”，但同时强调出口豁免需由企业提出申请，并由商务部或地方主管部门逐案审批。也就是说，中方并未交出稀土出口的主动权，而是通过“有条件、可调节”的方式，向欧方释放压力调节阀。
这一设计显然具有更深层的外交操作空间。中方能够在不丧失政策威慑力的前提下，为特定对象提供政策缓冲。欧洲若有进一步政策变化或倾向于对华强硬，中方仍可随时恢复收紧。
所谓“适用豁免”，实则是在一定时限与审批前提下，中方对特定国家与企业所给予的阶段性通行权。这种策略，既能减轻外部压力，也能分化欧盟内部的立场协调，保持政策议价能力。
德国受益最直接
中方向欧盟释放的第二个信号，出现在芯片领域。主角是安世半导体（Nexperia）及其对德国车载芯片市场的影响。
今年9月，荷兰政府援引冷战时期立法，以“国家安全”为由干预了中国控股的安世公司，并试图限制其对欧洲及外部市场的部分芯片出口。此举被中方视为典型的外部干涉，并迅速做出反制，暂停安世产品出口许可申请，直接影响到其供应链运作。
此后几周，德国、捷克等多国车企因断供预期而陷入焦虑。安世芯片广泛用于车载电子系统，其车规级MOSFET和EEPROM芯片是德国电动汽车高端电控模块的关键部件之一。大众汽车警告称，若安世供应无法恢复，将面临严重减产风险。
在压力积累至某一阈值后，中方在10月底释放了另一项豁免机制：允许“面临实际困难”的企业申请出口豁免，并明确“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支持”。
与稀土出口一样，这一机制仍由中方掌控审批权，但释放的信号已非常明确：德国车企可以通过正式通道恢复安世芯片的稳定供应。
德国政府第一时间予以积极回应，经济部发言人称“这是缓和紧张局势的积极、初步迹象”。相比之下，法国、意大利等国并未对此公开表态。这再次暴露出欧盟在关键技术依赖上的“高度非对称性”：安世芯片对德国至关重要，但对法国产业链影响较小。
也就是说，中方通过定向豁免的方式，成功锁定了德国这一欧盟内部最依赖中国产业链的国家。
豁免背后的分化策略
稀土和芯片两项豁免政策有一个共同特征：都保留审批主导权，都对德国特别有利。这一布局背后，并非简单的贸易修复，而是一种策略性“分化施力”。
首先，欧盟虽然在口头上多次强调“对华去风险”，但各成员国的产业结构、对华依赖度、技术战略完全不同。德国工业对中稀土与芯片依赖极高，法国则在某些战略品中更强调自主；荷兰在ASML/EUV设备上的对华出口限制更受美国牵制。
中方此番“豁免”在操作上不设国家限制，但审批流程和适用门槛又决定了真正能从中获利的国家有限。德国的车企供应链足够复杂、需求足够迫切、组织能力足够强，自然最先拿到窗口期。
其次，在当前欧美联合在技术规则上“压制中国”的背景下，中方确实需要寻找对欧“缓冲带”。德国，恰好处于这种地带的临界点：既有产业依赖，又是欧盟经济主导者，对中政策具有风向标意义。
通过向德国释放精准豁免，中方既可以维持对欧洲部分市场的接触，又可在欧盟内部制造立场差异。德国能否继续获得豁免，未来是否对华立场偏稳，都将在这个博弈系统中被不断考验。
中欧博弈的主轴没变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方对欧释放了双向豁免，但这场操作的本质依然是在“战略不松动、策略可调节”的轨道中运行。
稀土与芯片都是全球高技术竞争中的核心材料，其出口制度早已从市场行为上升为国家政策工具。中方不会也不可能在对美博弈尚未完成阶段，对欧全面让步。真正得到豁免的，是少数“配合度高、产业联系紧”的目标对象，其它国家仍处于被动观望。
此外，欧盟在技术投资审查、对华供应链替代、法规制度对接等方向的政策趋势并未改变。无论是对中国投资企业的排查、对中资科技收购的警惕，还是对AI芯片与数据安全的监管扩张，欧盟的政策重心依然未偏离“逐步脱钩”轨道。
因此，中方此次豁免虽然短期缓和了某些紧张情绪，也为部分企业争取了喘息期，但并未从根本上缓解中欧之间在技术与供应安全领域的矛盾。它更像一次策略缓冲，是在中美缓和背景下对欧盟释放的一剂“调压阀”。
长期看，德国或许能借此维系一部分产业合作优势，但欧洲整体仍将面对一个更加审慎、分层的中国政策体系。真正决定中欧技术关系未来走向的，不是这一次豁免，而是接下来的政策兑现周期，以及欧盟内部是否愿意接受“选边站”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