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9月3日，佛罗里达州卫生部长约瑟夫·拉达波（Joseph Ladapo）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该州儿童将不再需要接种麻疹、腮腺炎、水痘、脊髓灰质炎和肝炎等一系列可预防传染病的疫苗，从而引发轩然大波。在台下观众雷鸣一般的支持与掌声中，拉达波对强制接种政策发出了强烈的谴责，称其“错误且充满轻蔑与奴役色彩”，并表示人身体的自主权是造物主的馈赠，政府无权作出任何决定。
拉达波与德桑蒂斯 Chris O'Mara / AP
这位由佛罗里达的共和党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一手擢升的前内科医生已经不是第一次在公共卫生议题上引发争议。在2020年，当时在医学界默默无闻的拉达波，多次在媒体平台发布争议言论反对获得公共卫生专家所支持的防疫政策，从而获得了德桑蒂斯的青睐，并在新冠疫情依然肆虐的2021年成为了佛罗里达公共卫生政策的最高决策者。
作为一位深谙政治之道且渴望成为特朗普在保守派政治阵营中的接班人，德桑蒂斯常常挑起针对他认为具有自由派倾向的各种机构的高调文化战争，其目的往往只是为了激怒那些在政治上反对他的人。任命一位政治立场与他一致的人，并利用其医学背景来兜售反对疫苗的伪科学认知，已成为德桑蒂斯规划其政治未来的一部分，而拉达波本人也通过这层关系获得了佛罗里达大学医学院终身教职的身份，并成为了医学界最被讨论的人物之一。
从担任这一角色伊始，拉达波就对防疫政策加以严厉斥责，表示疫苗怀疑论是“上帝之光照亮了黑暗的压迫”，甚至在2022年通过篡改数据的形式来宣称年轻男性接种mRNA疫苗后患有心脏病的概率增加了84%，从而试图阻止更多的人接种疫苗。2023年3月，美国疾控中心和食药监罕见地联合公开谴责，直接指出他的疫苗言论“不正确、具有误导性，可能对美国公众造成危害”。
一名接种新冠和流感疫苗的男子 Christina House / Los Angeles Times
到了2024年1月，拉达波再次登上新闻头条，成为首位呼吁全面停止使用mRNA新冠疫苗的州最高卫生官员，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宣称接种疫苗会导致“DNA遭受污染”。在他发表这一声明后不久，佛罗里达州几所学校爆发麻疹疫情，导致这些学校被迫关闭消杀；但拉达波却再次违背了疾控中心的指导方针，允许未接种疫苗的儿童在疫情传播期间上学，而不是对他们进行隔离。
如今，疫苗议题在伪科学认知的主流化浪潮中，早已超越科学范畴而沦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保守派将强制令视为“大政府”对自由的侵犯，自由派则视接种为集体责任的体现。当科学与政治被迫“选边站”的时候，公共健康将成为这场拉锯中的牺牲品，而许多本可以避免的疫情将会再次肆虐。
群体接种疫苗为何至关重要？
自18世纪疫苗问世以来，其意义不仅在于保护个人健康，更在于建立“群体免疫”，从而保护因年龄、免疫缺陷或疾病无法接种的人群。当足够比例的人口接种时，疾病传播链被阻断，未接种者也能获得间接保护。通过大规模接种，天花被根除，脊髓灰质炎、麻疹、白喉等疾病得到有效控制。
疫苗的原理是模拟感染过程，通过引入减毒或灭活病原体、蛋白质片段或mRNA，刺激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细胞，从而在遇到真实病原体时能迅速清除，降低患病风险与严重程度。相比治疗，预防的成本更低。
新冠疫情凸显了传染病暴发时医疗系统的脆弱，显示疫苗预防的重要性。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1994至2023年间，常规儿童疫苗接种避免了数亿例疾病、数千万次住院和逾百万例死亡，为社会节省数万亿美元，并保障劳动力与教育体系的健康发展。
为最大化公共卫生效益，美国及其他国家普遍实行疫苗强制令，尤其在儿童入学时要求完成常规接种。这些政策的法律依据是州政府的“警察权力”，以维护公众健康与安全。1905年“雅各布森诉马萨诸塞州案”中，美国最高法院确认了公共卫生危机下强制接种的合宪性，认为个人自由可为公共利益合理限制。然而，因保守派和宗教因素的挑战，一些州也允许有限的接种豁免。
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对疫苗接种的支持让美国以最快速度研发出了新冠疫苗 Gerry Broome / AP
在学校环境里，疫苗强制令的必要性在于其能够有效建立和维持群体免疫。学校是儿童高度聚集的场所，一旦有传染病传入，极易迅速传播。通过要求所有入学儿童接种疫苗，可以形成一道强大的免疫屏障，不仅保护了已接种疫苗的儿童，也间接保护了那些因医学原因无法接种疫苗的儿童，如患有免疫缺陷疾病的儿童或对疫苗成分严重过敏的儿童。研究显示，当普遍疫苗接种率无法达到90%时，防疫的“红线”将会被击穿，而传染病的爆发概率将会指数型增长。如今在佛罗里达，公开数据显示学龄儿童的疫苗接种率只有88.8%，并且呈现逐年下降的极度危险之中。
如今，民众对疫苗的信心和接种频率都开始出现了严重的下滑。2024年盖洛普推出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接受强制疫苗接种令的民众已经从几年前的81%掉到了51%。根据KFF（凯泽家庭基金会）在2025年8月发布的报告，2024-2025学年，全国幼儿园儿童的麻疹、腮腺炎、风疹（MMR）疫苗接种率已低于95%的目标，这意味着大量儿童未受保护并处于感染暴露的致命风险之中。佛罗里达盖恩斯维尔的儿科医生迈克尔·哈勒（Michael Haller）表示，随着接种率的走低和佛罗里达的最新政策，大规模的可预防疾病的爆发已经成为无法避免的定时炸弹，对于无法接种疫苗的人群而言将会产生致命的打击。
在这其中，麻疹爆发的风险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它在传染疾病中，无论是后遗症，传染率还是并发症都是最严重的之一，并在美国已经绝迹十余年，只在接种率开始逐年下降之后才开始再次出现。在2023年，美国30个州出现了近300起麻疹病例；截至今年9月，美国已经出现了1400余起感染，其中92%的被感染者未接种疫苗，60%的被感染者是未成年人，并有3人因为感染而被夺走生命。
在传染病防控领域，个人自由与集体利益之间存在着微妙而复杂的平衡。疫苗接种不仅仅是个人的选择，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当个人选择不接种疫苗时，他们不仅将自己置于感染和重症的风险之中，也可能成为疾病传播的媒介，从而威胁到整个社区的健康，特别是那些因医学原因无法接种疫苗的脆弱人群。包括哈勒在内的健康专家普遍认为，在传染病面前，个人选择必须服从集体利益，以保护群体免疫和最脆弱的个体。在疫苗问题上，一切的努力和作用都取决于最薄弱的环节，而拒绝参与的风险和后果已经近在眼前。
由于爆发麻疹疫情，许多学校被迫关闭 Trace Thomas / Texas Tribune
解除强制令的法律挑战
自1905年“雅各布森诉马萨诸塞州案”以来，美国最高法院一再确认州政府可依“警察权力”在公共卫生危机中限制个人自由并要求接种疫苗；以这项判决作为基石的法律体系，将与佛罗里达的举动产生直接冲突。目前，虽然州长和卫生部门有权力单方面废除包括水痘和乙肝在内的一部分疫苗接种需求，但是州立法规也同时要求小儿麻痹、白喉、麻疹、风疹、百日咳、腮腺炎、破伤风等七种传染性最严重的疫苗接种只能通过立法程序修改。
这一规定意味着无论是拉达波还是德桑蒂斯，都会缺乏单方面废除所有疫苗要求的权力，必须依赖共和党主导的州立法机关在2026年例会期间通过修法。在此之前，一项缩减版法案已遭共和党议员搁置，从而体现出这一法案即使在党内也缺乏足够的支持。在此背景下，一旦德桑蒂斯以行政层面采取仓促行动，很可能被视为越权并触发“任意和武断”的行政诉讼。
如果废除令全面实施，那么佛罗里达不仅可能面临联邦教育及公共卫生资金的削减，还可能触发《美国残疾人法》与《康复法案》第504条下的诉讼，理由是削弱群体免疫将使免疫缺陷儿童无法平等、安全地接受教育。
此外，公共卫生专家与医学界的统一反对意见可成为司法审查中的重要证据，证明行政废除令缺乏科学依据。由于此前从未有上诉法院要求政府必须提供宗教豁免，佛州此番尝试全面放弃强制接种令，很可能成为检验百余年司法判例的新战场，也增加了未来联邦法院介入的可能性。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佛罗里达州绝非唯一一个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打击民众信任、同时纵容疫苗反对者伪科学恐惧的州或地区。在新冠疫情期间及之后，田纳西州通过法律禁止政府机构和私营企业要求提供疫苗接种证明，并全面禁止对未成年人开展任何疫苗推广活动；得克萨斯州颁布措辞含糊的法案，禁止任何实体强制要求接种疫苗；爱达荷州则剥夺了州卫生委员会确定托儿所及学校入学所需疫苗种类、接种方式及频率的权力。当公共政策制定不再基于科学证据，而是受意识形态和党派利益驱动时，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佛罗里达等地区的这一政策转变，正是这种趋势的缩影。
这种对科学的漠视和对抗，其后果是极其危险的。当政府官员不再尊重科学专业知识，而是根据政治需要或意识形态偏好来制定公共卫生政策时，整个社会都将为此付出代价。哈勒强调，公共卫生官员、大学和科学组织需要更积极、更有力地反驳错误信息，并提供基于数据的解释并与这些误导性的声音积极对抗。
然而，学术机构在政治压力下往往难以发声。以佛罗里达大学医学院为例，作为拉达波博士的雇主，尽管他们有道德义务谴责其误导性言论，但由于担心资金被撤销等政治压力却噤若寒蝉。对此，哈勒态度并不乐观：“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你不能拿着枪去打核战争还指望能赢。旧式的思维方式似乎是，我们只需要继续提供正确信息并且保持礼貌，但这种方式显然已经行不通了”。
肯尼迪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 Mark Schiefelbein/AP
这种恐惧情绪也蔓延到了联邦层面，因为如今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负责人小肯尼迪是美国最臭名昭著的疫苗怀疑论者和阴谋论者之一。他上任后迅速组建了一个由立场相近的反疫苗人士所主导的研究小组，同时系统性排挤真正具备专业资质的公共卫生专家与非党派科学家。包括疾控中心主任在内的多名资深官员遭解职，而多项未来研究项目的资金也被大幅削减。肯尼迪的一系列破坏性行动加剧了公众对疫苗政策的困惑，这无疑为佛罗里达等地的反疫苗政策提供了某种“合法性”的错觉，进一步削弱了全国疫苗政策的统一性和有效性。
在肯尼迪以“让美国再次健康”为名的糖衣炮弹之下，是反智主义在公共卫生领域遭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渗透的无限隐忧。
未来的警示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佛罗里达的政策被其他州效仿，美国整体的疫苗接种率将持续下降，这将使得美国在面对下一次全球性传染病大流行时，处于更加脆弱的境地。法律专家多里特·赖斯（Dorit Reiss）指出，如果佛罗里达州全面通过取消疫苗强制令的法律，将会打开“不幸的自然实验”的潘多拉魔盒，而许多在传染疾病面前无比脆弱的儿童将成为“小白鼠”；传染病学专家约翰·摩尔（John Moore）更是悲观地表示，如果这一趋势进一步不受控制地发展，佛罗里达的殡仪馆“将需要增加小棺材的库存”。
在公共疾病防治的历史上，反疫苗运动并非新鲜事物，但其在数字时代与政治极化相结合，其破坏力被前所未有地放大。疫苗的出现本来将人类从被动防御转变为主动预防，极大地提升了我们应对传染病的能力，却在反智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下成为了政治和文化战争的牺牲品。历史反复证明，对科学的无知、对权威的不信任以及政治的短视，往往会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