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中上旬，美国最高法院宣布正式受理“对等关税”合宪性诉讼。对外只是一起涉及前总统政策合法性的案件，实则撕开了三权分立的制度缝隙。特朗普试图通过“紧急权力”强行征税、绕过国会，最终在国家财政与司法独立之间埋下一枚定时炸弹。
2025年5月，纽约的国际贸易法院三人合议庭裁定，特朗普在任期内以《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为依据加征“对等关税”的行为，侵犯了国会专属的税收权力。此后案件在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审理，并于2025年8月29日以7比4维持原判，但推迟执行至10月14日，为白宫争取向最高法院上诉的时间。
如今，最高法院破例“加速受理”，将在年底前完成审理。这一速度远超往常审案节奏，显示其高度敏感性。而特朗普显然并未等到判决结果落地，他选择了最直接也最激进的对策：宣布将从已征得的1000亿美元关税中，向每位中低收入美国人发放2000美元“红利”，直接对抗法院未来可能下达的退税裁定。
这个“发钱计划”既是民意绑架，也是制度碰瓷。在司法结论尚未明确前，特朗普抢先将国库资金变现分发，造成“既成事实”，让退还关税在技术上变得几乎无法执行。这种做法本质上不是财政调度，而是一种利用金权向司法施压的工具操作。
合宪之争升级
“对等关税”案的核心争议，在于特朗普是否滥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将本应由国会掌控的税权据为己用。
IEEPA诞生于1977年，其立法初衷是为了在战争、禁运、金融冻结等紧急状态下，给予总统对外国资产进行干预的权限。它不是常规税务工具，更非可以大规模改变关税结构的授权法案。然而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中，特朗普首次将其作为“合法依据”，展开所谓“对等征税”，绕过国会立法程序，自行设定税率，并连续数轮扩大征税范围，最终形成了高达1000亿美元的累计关税收入。
这场做法引发法律界持续争议。批评者认为，特朗普将IEEPA用于经济领域常规征税，实质已经超越其原意，形成了总统权力对国会征税权的“制度性侵蚀”。正如保守派大法官托马斯·哈迪在初步意见中所说：“任何将紧急权力用于重塑税法结构的行为，都应被严格审视，否则将打破三权分立的基本界线。”
即便是特朗普任期内提名的大法官，也难以无条件为其背书。包括戈萨奇与巴雷特在内的保守派，在初步程序中都表达了对行政权力膨胀的担忧，显示出并不愿将“国家安全”泛化为万能通行证。最高法院不是总统的附庸，至少在法理逻辑上，特朗普试图凭借“人治逻辑”改写宪法边界，这种操盘方式已逼近制度底线。
以金权为槌，司法被迫接招
特朗普一向以“反制度者”形象自居。无论是在移民、环保、医保还是司法豁免问题上，他都善于将制度规则变成谈判筹码。这次“对等关税”案不过是他一贯战略的延续——用“非常规工具”挑战体制底线，并试图将法律问题转化为政治事件。
他曾多次表示，关税征收本质上是“让外国出钱”，是“对抗中国的有效手段”。然而在法院眼中，征税权是最核心的立法职能，不能因政策目标“看似正当”就开口子。
更关键的是，特朗普这次不仅在司法层面施压，还借助财政手段“绑架民意”——以退税红利为诱饵，向选民制造“法官若阻止我，就是剥夺你们的2000美元”。这种方式将法律问题变成民众收益问题，从而在道义上反客为主，反让法院陷入两难。
值得注意的是，这已非孤例。今年6月，最高法院刚刚受理特朗普“免除刑事责任”的主张案，同样被舆论视为其系统性对抗司法独立的关键节点。从司法豁免到财政越权，特朗普正在一条路径上将“总统特权”无限放大，并通过制度掏空巩固政治影响力。
1.6万亿承诺背后的空转操作
在为“对等关税”辩护时，特朗普特别强调了“巨额投资回报”这一理由。他声称，白宫已从日韩欧三方获得总计1.6万亿美元投资承诺，这些都是“对关税政策的回报与支持”。
但这一说法缺乏具体数据支持。截至目前，公开资料显示，日韩欧虽与美方多次就供应链、清洁能源、芯片产业等方向达成谅解备忘录或意向声明，但无一转化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更遑论落实到“实打实的巨额资本投入”。
彭博社在10月下旬一篇报道中指出，所谓“1.6万亿承诺”，实为“美方单边归纳”，并未在日韩欧官方公告中被确认。部分欧洲智库人士更直接指出：“欧盟并未批准统一行动，该数字没有文件支撑。”
这再次反映出特朗普擅长将“潜在意愿”包装成“已兑现成果”，并通过数据膨胀制造政策正当性。这种手法不仅误导民众，也进一步降低政策透明度，造成制度对投资市场的信号扭曲。
从美国国内财政状况来看，这1000亿美元关税收入也远谈不上盈余。截至2025财年，美国联邦赤字已突破1.8万亿美元，白宫所谓“税收激增，结余可用”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财政窟窿越来越大，政府债台高筑，所谓“红利”本质是超前支出，实际构成更大的偿债压力。
贸易武器化逻辑已被识破
从一开始，中方就明确指出“对等关税”不是正常贸易工具，而是地缘政治压制手段。自2018年特朗普政府启动第一轮关税制裁以来，其针对性、片面性与单边主义特征就非常鲜明。中方采取的反制措施，包括对美产品加征对等税、在WTO框架内提起诉讼，以及启动部分关键领域的出口管制，构成了系统性的法律与实务应对体系。
本轮司法争议虽然发生在美方内部，但对中方而言，正是澄清与强化规则立场的契机。2025年5月，中国商务部在回应相关问题时指出：“中方坚决反对将国家安全泛化为经贸压制工具，这一行为本质上是贸易武器化的滥用。”并重申将保留在多边框架下进一步维权的权利。
更重要的是，中国近年来已逐步推进出口端与外商投资端的双向制度构建。包括《出口管制法》《不可靠实体清单》以及2024年开始试行的“技术出口许可动态机制”，共同构成对冲外部法律战的制度基础。面对美方不断膨胀的“经济国家主义”趋势，中方的回应已从“个案抗辩”升级为“制度对冲”。
这一点，也正是特朗普政府所未能预料的。他原本设想中方会在单边压力下让步，未料到反而促使中国加快规则完善与自主能力建设。如今即便美国司法推翻“对等关税”，中方也不会视其为“转机”，而是一个被动校正的制度节点。
美式法治再次裸奔
“对等关税”案不是一场普通的政策合法性审查，它是美国体制面临系统性掏空的镜像之一。特朗普试图用财政操控绑架司法，用法律工具打压对手，再用制度漏洞放大自己的政治势能。这一系列操作展示了“合法性”如何被人为操控、如何被重新定义。
当金权对撞法权，当选票凌驾法治，美式制度神话就难再维持。在这起案件中，最高法院如果拒绝退让，便要面对财政兑现困局；若选择妥协，则将默认总统可自行设税，将国会沦为橡皮图章。无论结果如何，美国体制的功能性都将遭遇一轮深度削弱。
而对外部世界来说，这更是一记警钟。一个能随时掏空法律、操控财政的霸权国家，其所谓“规则主导”将难以服众。中方在这场法治对撞中虽不出庭，但已在制度上做足准备——不仅为自身权益抗争，更在为国际经贸秩序保留一份起码的理性。
特朗普想让世界看到“钱才是规则”。这场关税案最终是否能为他再赚一局，我们拭目以待，但法治之壳、制度之骨，在这场闯关游戏中已变得愈发脆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