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简介
在纽约市长选举中，进步派候选人佐兰·曼达尼（Zohran Mamdani）以“冻结租金”“免费公交”等激进主张赢得了一场标志性胜利。这场胜利不仅改写了纽约地方政治的格局，更折射出美国政治生态的深层变化。
为深入解读这一现象，我们邀请到研究比较政治学的Paweł Charasz教授进行对话。他从“政治局外人”的优势、选民行为的复杂性，到曼达尼联盟中“穷人与精英共撑一把伞”的反直觉现象，为我们提供了超越传统左右叙事的深刻分析。
教授简介
Paweł CHARASZ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助理教授。其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学与政治经济学，重点关注制度、经济发展以及大众与精英政治行为。他于2022年获得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此前曾任教于布朗大学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中心。
一、“政变”还是“政治局外人”的胜利？
Q：教授，我们是否可以将佐兰·曼达尼在纽约的这场爆冷胜利，理解为进步派在民主党内部发动的一场“温和政变”？其目标是否不仅限于赢得一个市长职位，更是要夺取对民主党未来政治议程的定义权？
A：在使用“政变”这个词之前，我们需要先厘清一个基本事实：这是一场民主党内的初选。初选的投票主体是民主党内的核心选民，所以曼达尼的胜利，首先表明他成功地赢得了党内基层的强烈支持。这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成就。
你提到的“政变”视角很有趣，但或许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其成功的原因——那就是他作为“政治局外人”的优势。你知道吗？这让我想到特朗普的例子。缺乏传统的行政经验，与党内建制派和大型利益集团没有深厚的勾连，在当下这个对传统政治极度不信任的时代，这些所谓的“劣势”反而可能成为一种资产。选民们可能会认为，这样的候选人更不容易被体制“收买”，更有可能带来真正的改变。
所以，分析这场初选，我们不能只看曼达尼和库莫（Cuomo）这两个人。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是：在众多候选人中，为什么选民最终将选票投给了曼达尼？他的哪些特质或承诺形成了决定性的吸引力？这比简单的二元对决更能说明问题。
二、曼达尼与AOC胜选的异同
Q：那么，与七年前AOC在纽约的胜利相比，您认为曼达尼的胜利有什么异同？
A：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比较性问题。我记得AOC当时是在一个具体的国会选区获胜的，对吧？（Q：是的，纽约第14选区，包括布朗克斯和皇后区）。这意味着她的胜利基础在地理上和选民构成上，可能比曼达尼的市长联盟更为局部。
但要理解这两者的关联，我们必须将它们置于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之下：美国政治极化的加剧。整个政治光谱正在被拉向两端，左翼更左，右翼更右。这种结构性变化为激进候选人提供了生长的土壤。此外，我们也不能忽略个人魅力的因素。AOC的胜利，部分也归功于她强大的个人号召力。
你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2024年大选中，有一部分选民在布朗克斯和皇后区，既把国会议员的选票投给了AOC，又把总统选票投给了特朗普。这恰恰印证了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观点：选民的行为是多维度的。对于这些选民，最合理的解释是，他们在经济议题上是进步派（因此支持AOC的全民医保等政策），但在文化认同上却是保守派（因此支持特朗普的移民政策、美国优先等主张）。如果他们的首要关切是文化议题，这种分裂投票就难以解释了。
Q：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对这些选民而言，AOC和特朗普都更像是“为他们说话”的人，虽然他们一个极左一个极右——而选民可能根本不关注这些。
A：可以这么说。这让我联想到今年初的波兰总统选举。我们的选举是两轮制，进入第二轮的一位是中间派候选人，另一位是右翼候选人。选举研究显示，有相当一部分在第一轮投票给左翼候选人的选民，在第二轮转而支持了右翼候选人。这个现象说明，在某些选民看来，左翼和右翼候选人在经济干预、福利政策等议题上的立场，可能都比中间派更接近他们的诉求。这再次证明了政治认同的复杂性，它并非简单的左右线性光谱所能概括。
三、反直觉的选民组合与“大伞”策略
Q：我的第二个问题关于曼达尼的选民联盟。他的联盟看起来非常反直觉：既吸引了高度依赖公共服务的草根阶层（如低收入租户），也赢得了富裕的年轻高知精英。从阶级分析角度看，这个联盟是稳固的，还是充满了内在的利益冲突？
A：其实我们在讨论第一个问题时，已经为这个问题埋下了伏笔。这个联盟之所以显得“反直觉”，是因为我们习惯用单一的维度——比如经济阶级——去衡量它。但正如我们刚才谈到的，政治动员可以是多维的。如果我们引入“文化维度”或“价值观维度”，那么这个联盟就显得合理多了。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年轻高知精英更关注气候变化、种族平等、LGBTQ+权利等后物质主义议题，而草根阶层则更关心租金、公交票价、工作机会等经济生存议题。曼达尼的政策组合，如绿色新政、免费公交、租金管制，同时庇护了这两大群体最核心的关切。
Q：那么，在这把政策组合的“大伞”之下，您认为哪一个群体是曼达尼更不可动摇的“基本盘”？
A：这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我不是美国政治专家，很难给出确切的答案。从选民数量上看，草根阶层无疑是基本盘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你也必须考虑到美国“金钱政治”的现实，精英阶层虽然人数少，但其拥有的资金、社会影响力和话语权是巨大的。不过，从理论上看，最贫穷和最富裕的群体基于不同的诉求形成政治联盟，是完全可能的。
四、纽约经验的可复制性与民主党的未来
Q：这让我联想到2024年大选中的哈里斯。她一直强调自己“中产阶级”的身份，试图巩固基本盘并吸引中间选民，但最终失败了。如果曼达尼在纽约的施政被视为“成功”，您认为民主党在2028年提名总统候选人时，会拥抱他代表的激进变革以激发年轻选民，还是回归温和路线以争取摇摆的中间选民？
A：哈里斯采用的是一种非常经典的传统策略。她的失败原因很复杂，有人认为她给选民的印象比拜登更为左倾，不够“中间”；但也有分析指出，许多选民认为她过于聚焦身份政治，反而疏远了那些更关心经济问题的工人阶级选民。相比之下，曼达尼似乎有意识地淡化其身份标签（例如，他并未过多强调自己将成为纽约首位穆斯林市长），而是将竞选焦点集中在经济正义和反建制上。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纽约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深蓝”城市，其政治生态与全美尤其是那些关键的摇摆州截然不同。因此，纽约的本地经验能否被简单“复制粘贴”到全国性的竞选战略中，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至于2028年民主党的选择，这取决于太多的变量：届时的经济状况、国际形势、特朗普主义的演变等等。坦率地说，我现在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预测。这将是民主党内部一场艰苦的路线斗争。
Q：最后一个问题。在纽约这个全球资本的心脏推行高额财富税和激进租金管制无异于“刀尖起舞”。您觉得这场实验会成功吗？
A：首先，我们需要定义一个清晰的“成功”标准。（Q：例如三四年后，多数纽约市民认为这些政策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了？）这个标准可以。任何公共政策都面临权衡与机会成本。免费公交、市营杂货店固然能降低生活成本，但其背后是巨大的财政支出。钱从哪里来？财富税可能导致资本外流，反而侵蚀税基；而削减其他领域的开支，又会引起新的不满。
特别感谢 | Paweł CHARASZ 教授
采访者 | 吴镝
排版 | 吴镝
合作 | 城市研究与治理学会
发布 | 港中大（深圳）全球研究学会
